鄂豫皖苏区的干部教育及其启示

    提要：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面临着党政军干部严重缺乏，中低层干部中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政治素质参差不齐的困难。由于鄂豫皖苏区党及苏维埃政权非常重视干部教育，在政权建立伊始，就在许多党内教育专家的帮助下，紧紧围绕中心任务，采取形式多样的干部教育措施，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努力消除干部中的落后思想，重塑他们的世界观。经过不懈努力，达到了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并建立了较完备的、全新的干部教育体系，为苏区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使得鄂豫皖苏区红军以及苏维埃政权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并为其他革命根据地党的干部教育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政治素质；文化水平

DOI: 10.16623/j.cnki.36-1341/c.2015.04.005

作者简介：谢文雄，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征集二处副处长。(北京  100080）

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三山一地’（大别山、太行山、吕梁山以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史料收集与整理” 项目中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部分的阶段性成果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从中央苏区到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都面临两大中心任务；一是如何立即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以革命的武装斗争粉碎反革命的武装“围剿”；二是如何尽快地发动各地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以打垮当地的封建势力。鄂豫皖苏区也不例外。由于地处要冲，尽管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围剿”，但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三十年红旗不倒”，其中的一条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苏区党和政府重视党政军干部教育。毛泽东指出：“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尽管在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前的“文化教育沉沦在黑暗的地狱中”，但是，由于苏区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有些甚至还是著名教育家，如成仿吾等，所以在政权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对党政军干部的教育。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苏维埃运动日益发展，工农红军日益加强的情形之下，一切反革命的进攻，必定更残酷，我们必须加紧培养为阶级作战的工农干部，来加强阶级的领导。”为此，苏区建立了包括党政军干部教育系统和群众团体干部教育系统在内的干部教育系统，强调在彻底摧毁他们所受的封建文化余毒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影响的基础上，重塑他们的世界观，构建全新的军政干部教育体制，并取得显著成效，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的成功经验为其他革命根据地乃至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干部教育所借鉴，也为当前的干部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鄂豫皖苏区成立之初干部队伍现状 

1929年5月7日，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了黄安有伟大持久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其中就提到了教育在其中的重要作用：“1.党取得全县教育权，所有乡村教师几乎完全是同志，而且乡村平民学校新添数十所，有许多同志都是由此时吸收进来的。2.党在左右县政，在民校中有极大党团作用。”但是，随着苏维埃运动的日益发展，军政干部中普遍存在着制约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

由于教育基础薄弱，干部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较为低下。1929年10月，中共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在巡视豫南之后，发现当地干部存在较严重的问题：“政治水平依然非常低落，对于同志的政治教育还是异常缺乏，并且没有计划和系统去教育同志。”以至于“在支部会上很少发挥政治的讨论和党的策略工作路线的了解”，更谈不上用“群众日常生活材料去联系到政治问题，以教育党内群众”。以六安为例，在暴动之前，中央巡视员方英就认为：因基础薄弱，政治水平低弱，当地的支部生活是无法健全，“稍有一二较清楚的同志在支部中，而又消沉万分，不愿努力工作”，至于党内教育训练的工作，由于没有训练班，支部工作不健全，干部又缺乏，教育训练工作除在日常工作中去训练同志外，其他专门训练机关根本无从谈起。中共六安县委就曾向上级报告：合肥区的农民经过四次斗争以后，加入农协异常踊跃，在不满一个月内，增加的农分会在50个以上，“而我们的同学不满二十人，还有少数怠工和因特别事故不能经常工作的，又整个的幼稚（缺乏训练材料和方法），所以农协也就没有什么训练，现在所感受的困难，就是训练跟不上发展，以致最后这次斗争，群众不接受党的指挥，稍受打击，反说我们欺骗他们，叫他们上当，这完全是没有训练的表征”。为此，他们迫切希望“请中央巡视员来指导并解决整个合肥的党的组织问题”，而由于“西乡的农运近来有长足的进展，而且农民自发的斗争日胜一日，几个指导人对农运没有经验，请速派人来指导”。

在鄂东北，支部开会时，中共黄安县委只有约60%以上能自动按期开会，其余或是因为环境困难，或因没有上级参加，不感兴趣，会上所讨论的问题也仅为“计划如何侦察、去杀反动派、组织农委、介绍同志等等而已”。而党内大多数群众对于革命的基本问题认识模糊：对于工农关系以为农民就是无产阶级；红军打进城里去革命就成功了；把土地革命等同于均分土地。中共六安“县委书记及常委共五人，两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两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都不能独立一面做工作”，“因指导力量薄弱，所以不但对政治指导不能很灵敏的去执行，并且连组织工作也不能充分去做”，“有时虽决定许多工作，都因人才的问题而不能实现”。

党员成分中，农民党员占大部分。中共鄂东北特委成立后，当地党员的成份，农民占85%，手工业者5%，知识分子5%，光山柴山保地区几乎纯粹是农民。至于各级党部负责人，以麻城为例，县委会干部全是知识分子，其余农村支部负责同志均属农民，这就导致党的支部生活太简单，理论灌输太少，“同志对党没有很正确的认识，多半系侠义和感情的集合，核心作用不能很好的运用”，甚至城市中的党组织也“只能贴标语而已”。此外，党内也因农民党员众多，存在着诸多不良倾向：“（一）浪漫。工作无秩序纪律，工作精神不紧张，有些议决案没有执行，如议决不抽纸烟依然大抽，红军组织侦探队也未实现。生活太奢侈，不正当的开支太大，因去满足性欲而妨碍工作。（二）农民意识的支配。下层组织仍有盲动主义倾向，因此就有所谓军事冒险的盒子万能主义者，尤其在红军赤卫队中有之，‘都像我这样拼命只要百人，包可打到汉阳门去’，和农民意识相连的又有地方观念的残余，和崇拜个人攻击个人。（三）失败主义。在红军中有少数负责人是这样，‘我们横直不免打死，快活玩一下吧’。”

1929年6月29日，胡彦彬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总结说，“黄麻的党纯是由农村斗争中生长起来的，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的影子参加。领导斗争的是知识分子，加之长期的与上级脱离关系，党的政治指导可以说没有（六次大会后的文件最近才去），所以形成了农民意识占绝对指导作用”。由此产生的“因英雄式的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新的干部最不易产生出来。……在区委、县委不找学习能力大的工农分子来参加，使工农分子来参加实际工作得到经验。只是骂下级同志都是蠢货，……至今全区都极端缺乏干部份子”。

“狭隘地方主义”思想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在苏区各地普遍存在，商城地区尤为突出。1929年10月，中共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在巡视豫南时，曾就中共商城县委紧急的处分徐恩恕、扣留徐其书这一错误指出，该事件发生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意识的表现如地方的狭隘观念，把党和革命势力视为部分的”。1930年1月，商城再次发生严重的变故：当中共中央特派员命令商城的三十二师将军队开往光山开展游击斗争，以便三十二师向交通区域发动，并便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时，三十二师完全反对接受开动军队的命令，他们甚至一度想扣留师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以及团党代表，最终导致“凡由组织派往商城工作的同志，现已全部退出”。事变发生的原因，固然有“到商工作的同志，因为急于想转变商城的工作，所以在工作的态度上有许多令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意识充满的商城同志们不满意的地方，因此也形成了他们嫉视外来的同志”；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商城同志地域观念非常浓厚，对于外去工作的同志，异常嫉视，尤其是努力而且坚决的同志，都受到他们的排斥。”所以爆发了这次事变。

各地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组成人员以及军队干部队伍成份复杂。郭树勋描述了三十二师占领商城后，他在红军司令部看到的情景：“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参谋长的办公处，是他吞云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戏子都是流氓地痞的集团，反动势力的牙爪，他们也打着红军的旗帜，这是奇怪的现象）。从这许多事实看起来，在我们军队当中，是为一般投机分子所领导着，他们接纳豪绅，他们亲近流氓，他们在污毁红军的旗帜，他们在出卖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生命。我以后参加了军队中许多支部、小组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知道党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同志比群众还落伍些。”郭树勋指出：“县城攻克以后，各处的土匪纷纷的来投降，……我对书记和司令部的负责同志说，党对土匪运动的一贯策略，分化夺取其群众，坚决消灭他的领袖，在商城是应当绝对遵守的。但是在参谋长专政下的司令部，仍然是履行他们拉拢的可耻行动，县委所指导革命委员会的赤卫队，要坚决收缴某一部分土匪的枪，参谋长私人动用司令部的名义向县委要求制止赤卫队的行动，他们简直不要组织，不要党的指导。”最终，当时的三十二师被流氓等所把持，指导机关充满了投机分子和腐化的东西，共产党员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鄂豫皖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成仿吾在《识字运动周特刊》发文，指出：“目前工农干部的缺乏，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极大的障碍，她使得许多重要的工作完全建立不起来，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而各地负责人，自己不知道怎么训练别人，这是党的极大危机。既无法满足苏区对内经济、政治、组织建设以及群众运动的开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对外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斗争的要求。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认识到：解决的办法只有通过“严格实行党内读文件，来加强各级党的负责人和党员对于党的策略路线的认识、了解与加强宣传工作的能力。特别注意对宣传部的教育，来培养宣传工作干部。要进行支部教育，使一般党员有对于党的基本认识”。也就是要“大胆提拔工农干部，耐心培养工农干部和健全各级组织部工作”。 

二、党及苏维埃政府在干部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

党和苏维埃政府认识到，以上这些普遍存在于军政干部中的问题，虽然有文化水平不高的因素，但是根源还在于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统治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余毒以及国民党军阀三民主义教育的影响。为了抵制“一切反革命的进攻”，真正建立“代表工农群众谋利益的政权”，郭树勋曾建议：“用各种方式去教育和训练一般同志，使他们的政治水平线提高起来，同时以教育的方式去纠正可以改变不正确观念的同志的错误，直至在党的大会上给予许多不好同志以纪律的制裁。在军队里面，扩大和健全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加紧士兵的政治教育，改变士兵的成份，训练忠实和勇敢的下级干部，只有这样子，才能完成商城红军的改造。在党内，改造指导机关，使贫苦的雇农起领导作用，加紧群众组织与训练，排斥一切富农及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教育权是附属于政权的，谁掌握了政权，谁就掌握了教育权。由于土地革命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使得苏区得以迅速采取措施，把旧的教育制度彻底打碎，建立一整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服务于工农革命利益的新的教育制度。

首先，废除原有的文化教育机构，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教育体制，以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

在革命根据地，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领域中的斗争，都是在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密切联合实际，正确地展开的。1929年12月，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就苏区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六次大会决议案；各级通告、决议案及新的工作路线；对反动组织的策略；反改组派的宣传大纲；十大要求；土地革命；反三民主义；斗争的危机与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二中全会决议案；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2月创办的鄂东北党务干部学校规定的学习科目和内容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社会进化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中国农村社会之分析、农民问题等，教员由鄂东北特委、红安县委、红三十一师的负责同志担任。

在文化教育体制方面，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认识到：“国民党所办的学校高收学费，来教育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养成剥削工农群众、镇压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才。苏维埃政府创办免费的学校，专教育工农子弟，养成为工农谋利益，建设苏维埃和革命领导者，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教会在中国所办的教育，养成的是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革命的干部，只有工农自己的苏维埃能够发展真正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去为广大工农群众谋利益。因此，苏区政府强调：要废除原有的教育体制，在苏维埃政权内设立文教委员会，办理全国文化教育，同时“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文化教育，驱逐一切的教徒和牧师”。1931年，鄂豫皖苏区正式在苏维埃政权内部设立文化委员会，下设：学校教育科，主要负责整理和创办列宁小学，开办医生班、农业学校、苏维埃学校、财政经济学校、教师养成所、审查学校教师等等；社会文化科，负责办理读报班、识字班、音乐队、俱乐部、新剧团、化装演讲及一切社会文化事业；国家出版科，下分编辑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印刷股、发行股。

鄂豫皖苏区规定：在文化教育的教学内容上，要“审查各种教材，严格反对三民主义的、孔孟之道的、耶稣教会的以及一切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材料。统一教材内容，严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同时编定各种模范课本，供给学校使用。实行生产训练，每个学生要参加生产，实行生产化教育”。苏区各级学校采用的政治课教材，一般是选编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政治宣传资料及苏区报刊上的材料，作为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内容。各级文化教育委员会为了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辅导，经常编印政治课本发给教师和学生阅读。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重新审查各方面文化教育的干部，广大的吸收非苏维埃的革命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人员到苏区来工作”，“每个教师在每次会议后必须加紧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提高自己的政治程度才能帮助工农学习”。

这样，苏维埃政府从内容到体制上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教育体系，从而为系统地进行干部教育奠定了基础。

其次，通过普遍地设立识字班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尽可能地提高军政干部的文化水平。1931年6月，中央分局把大批的培养工农干部作为今后皖西北特委的基本任务之一。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要“依靠革命的伟大创造力，我们要在革命战争的创造中，去创造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具体而言，就是“设立各级普通学校﹙苏维埃工作干部学校、工艺美术、农业学校等﹚，造成苏维埃政府各方面所需人才”；“广大发展和建立俱乐部、游艺会、美术、戏剧、化装、讲演等工作。在红军、苏维埃机关、工会等一切组织中去发展这些组织”；“苏维埃政府定下计划，建立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公共阅报所、通信讲演场等群众教育组织”；“努力消灭文盲运动，除广大发展学校教育文化外，广泛组织识字班、读报班、读书班等组织”。对于急需的政治军事方面人才，“要积极的从教育工作中去培养，……如干部学校短期训练班，兵运训练班”等。红军中“各团各师都有训练班（与党的训练班一起），挑选有学习精神的来受训练。对士兵的教育，各连都组织识字班、读报班及演讲会等，大都用竞赛的办法来执行。对战士委员会、俱乐部、列宁室、列宁小学都有领导”。1931年10月，针对红四军存在的问题，中央分局提出以教育整改的几条具体措施：每一团建立一个战士群众随营俱乐部，如红军有半月以上的休整时间，即须择定房屋布置起来，俱乐部工作须有政治讲演、读报班、读书班、戏剧班、音乐队等组织；每月至少举行政治讲演三次，全体红色战士到场听讲，以连或班排为单位的小模范政治讲演，每月至少三次，每天的上操、下操、点名、站队须有政治讲演，报告时局消息等，要根据军区总政治部所颁发的大纲去做；军部要经常设立随营干部学校，训练以连政治指导员及连长为标准的干部；每师团须设立各种短期训练班，训练支部书记班排长，须严格挑选成分好的勇敢的分子去当学生。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普遍地提高部队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此外，苏区还特意刊发《怎样完成我们的七天功课》一文，指导军队的学习。1931年6月，方英向中共中央报告：“最近皖西北特委的工作开了三期训练班，培养了一百多干部。” 1931年10月，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汇报：“党团分局经常举办有一个区委支书一类的干部训练班，每期约四五十人，三星期满期，现已到第六期，是党团分局和军区党委会合办的，共60人左右。”有力地充实了苏区干部队伍。

第三，注重受教育干部的成份，净化干部队伍。

1931年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在举办干部训练班时发现：训练班成绩不好，原因在于“学生成分还未严格的选择（白区送来的多地主富农分子），工人成分太少”。为此，在“征调大批工农分子参加各种工作、学习”的通知中，中央分局要求受培养、提拔的干部“最大部分要是雇农、工人”，而且“政治上比较坚定”，对被征调学习的人员，“必须视为政治上的动员，要在工会和党内作深刻的教育工作，绝不许有丝毫勉强命令的情形”。要“按期挑选好的分子到彭杨干部学校中，反对不肯挑选好成分到学校去的倾向。” 11月27日，在“选派工农分子进军政学校学习的条件及各地名额”的通知中，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各地选派到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的人员的入学资格：成分以工人﹙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苦力工人﹚雇农、贫农，年龄在18岁至25岁。派送来的不管是党、工会，或苏维埃指派来的，必须经他本人自愿，送来的要参加过战斗和能吃苦耐劳的分子，各地派人党团员要占半数，特别是多派团员。并且规定：各机关派送来的人，必须经过各县县委书记的批准和签字，苏维埃工会也要经过县委书记考查清楚签字负责，送来时必须附带该人的成分表，如有发现任何反革命嫌疑而送入该校的，派送的机关及县委书记及党务委员会须负完全责任。为了落实相关规定，分局还决定：最近并准备征调300名以上的同志和群众（主要的是雇工成分）到红军中去看，要求各县党部准备供给红军中下级干部，特别是要雇农成分。由此来保证新近受培养、提拔干部队伍的纯洁。

第四，注重妇女干部的培养。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曾引用列宁的话来号召全党加紧妇女工作：“没有广大的妇女参加革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早在1930年，六安六区就成立了“女子识字速成所”，直接由区苏负责人领导，收学生30名，学习3个月，要求识字1000多，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区苏、乡苏、村苏当干部；与此同时，红三十二师成立“女子职业改进社”，开始时学生10人，后增至40多人，学习政治、文化以及缝纫技术。1931年9月，鄂豫皖苏区还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召集妇委扩大会，开办妇女训练班。并号召：“全党必须一致坚决和这些忽视（妇女的）观念斗争。” 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举办了妇女培训班，全班30人，为期6个星期。11月27日，在“选派工农分子进军政学校学习的条件及各地名额”的通知中，中央分局还特意规定了各地应包含妇女学员的人数：“﹙黄广﹚皖西北一百四十﹙内女生三），五军八十，四军一百四十，麻城二十，黄安二十，陂安南二十﹙内女生三﹚，陂孝北三十﹙内女生三﹚，光山二十﹙内女生二﹚，罗山十﹙女二﹚，商光边十﹙女生二﹚，黄〔潢〕川十﹙内女生二﹚。” 

三、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的成就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许多此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之下的普通农民，由于积极参加革命，成为掌握苏区某一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从基层干部到领导干部、从政治干部到专业干部都有他们的身影。如果不及时地对干部进行再教育，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以及文化业务水平，他们就不能顺利地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即使他们有再大的政治热情与工作积极性，也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由于鄂豫皖苏区在干部教育方面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根据地党政军等各方面干部队伍的素质，为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为在革命和建设中正确贯彻党的路线创造了重要条件。

首先，初步建成较为完整的党政军干部教育体系。

经过建设，苏区在党务、行政、军事、财经以及医疗等方面都建立起了较完备的干部培训教育机构。鄂东北党务干部学校于1929年2月由中共鄂东北特委创办，是鄂豫皖苏区创建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学员来源是由各县县委选拔有工作能力，能识字的同志，其培养的目标，是通过学习，提高基层党、团支部委员以上的党务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先后举办了三期，毕业学员80余人。规模较大的行政干部学校有：1931年2月在光山县郭家河办起的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是培养苏维埃干部的最高学府；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是皖西最高的行政干校。为培训教育行政干部和教员，除各县举办教育干部训练班和师资培训班外，1930年6月，苏区在六安县七邻湾举办了皖西教育干部训练班，1931年5月在新集办起鄂豫皖区师范学校，并在此校中举办了文化干部学习班，同年8月在郭家河举办了鄂豫皖区教育训练班。1930年春在六安金家寨创办了“妇女干部学校”，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学员40余人。同年在皖西苏区七邻湾创办了“青年干部学校”，它是一所以培养青年干部为主的干部学校，培训时间为期一个多月，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区少共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和童子团工作。此外，还在鄂东北红安县苏区创办了党政群团学校十余所。在红军干部教育方面，除了彭杨军政学校外，还采取了办红军学校、随军学校、教导队、赤卫军训练班等形式培训干部。

其次，探索形成了有别于剥削阶级的教育方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专业知识学习与政治理论学习相结合。

为了“叫这一工作深入到广大群众当中的，适合广大群众要求的”，“教育是与生产相联系的”，但“不仅仅是要一面学习，一面又要参加生产，而且要学习一件东西，就要了解这一件东西的实质”。专业人才教育也是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把学专业知识与学政治理论结合起来。例如列宁高等学校，其课程设置有政治、党史、国语、数理化和军事等科目。政治课内容主要是学习党的文件、决议和方针政策，讲授国内外形势和苏区政治、军事斗争情况；数理主要是学习其基础知识和机械原理；军事课主要学习步枪射击、刺杀、投弹、操练等，并定期举行野外军事演习。“皖西北军委教导队”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和军事：政治课主要学习苏区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分配土地的原则方法，学习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知识；军事课学习一般军事知识和游击战术等。这样培养出来的干部：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还能较充分地适应当时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最后，为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造就了一批忠诚而又勇敢的革命干部。

中共潜山县委革命委员会主席王焰才是位农民出身的党员，在日常工作中曾一度发生过打击、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参加训练班后，对“工农专政”才有了正确的理解，从此，他注意向县革委会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学习，团结他们一道工作，最后在护送一位知识分子干部去白区工作的途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据不完全统计，鄂豫皖苏区各类军政干校、列宁高等学校及专业学校先后共培养干部和技术骨干8000多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即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先后共办了六期，培养军政干部和特种兵专业骨干近880余人，在红一军、红十五军、红四军、红四方面军中各军、师、团、营所开办的红军学校、随军学校、教导队、赤卫队训练班，据不完全统计，培养班、排、连级军事干部和技术骨干5200余人。鄂豫皖区财经学校第一期专门培训了近100名税务干部；皖西教育干部训练班首届培训出30名学员，结业后分配到皖西根据地各县、区担任文化﹙文教﹚委员会主任，或去创办列宁小学；鄂豫皖区师范学校举办的文化干部学习班，共办五期，培训100名区、乡文教文员会主任和委员。尤其要指出的是，黄安县箭河列宁小学增设的成人班中，后来有60人担任红军团以上干部，六安县第六区五乡黄集列宁小学的大班和宣传队员中，后来有12人担任师以上干部，被称为“将军的摇篮”。 

四、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的启示

“革命根据地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为新中国的教育奠定了基础。”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成功经验不仅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对当前我们开展干部教育，也有诸多启示。

第一，干部教育的成功与否往往决定事业的成败。

鄂豫皖苏区很多高级干部都是革命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利用生长在这一区域的优势，在发动暴动之前，曾广泛地深入农村，以学校为阵地，通过培养大批骨干储备了人才，发动、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实行武装割据，逐步建立起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也是鄂豫皖苏区不同于其他苏区的显著特点。在皖西，著名的赤色教育家詹谷堂利用笔架山甲种农业学校教师的合法身份，在该校主持举办青年读书会，吸收校内外革命青年参加学习。该读书会培养的人才，后来均成为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例如分别担任红一军二师、三师师长的漆德玮、周维炯。吴焕先曾经到武汉工人运动研究所学习革命理论。1926年秋，箭厂河农民运动刚刚兴起，吴焕先等就创办了箭厂河中山小学，为农民运动培养起大量的革命骨干，由此建立起大别山区第一个农民协会和革命武装。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苏区党和政府一如既往地重视干部教育，鄂豫皖苏区党政军负责人如沈泽民、郑位三、陈定候、成仿吾、郑行瑞、钱文化等都曾先后到列宁高等学校讲课或作报告。也正因为如此，与其他根据地经过了较长时期的创建阶段不同，鄂豫皖区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迅速进入了巩固阶段，鄂豫皖苏区从此“三十年红旗不倒”。据刘华清回忆：“1929年至1930年……整个黄安县北部几个区并同毗连的麻城县西北部和黄陂、孝感县的东北部，罗山、光山路南部广大地区，已经连接为一个巩固的红色根据地，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以及各级群众组织都建立得很健全，各县、区、乡的赤卫队、红色守备军建成很多红色补充团﹙营﹚，群众革命斗争情绪高昂，根据地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第二，干部教育必须紧密地为党的中心工作与大局服务。

办什么样的教育和培养什么人，是教育工作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原理和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各个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办学，使教育更好地为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服务，培养革命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共产主义觉悟，这是我们党对教育的要求。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紧紧围绕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两个中心任务展开。成仿吾曾经回忆说：“我们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紧密结合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是为它们服务的。”如他主持编写的《识字班课本》第二册讲到土地革命时写道：“风把稻吹成黄的波浪，热血儿在我的心头震荡，一片前进的呼声把豪绅地主骇得神魂飘荡。同志们！快举起镰刀、斧头、大红旗，求我们自己的解放！”关于党的领导，课文写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是豪绅地主的死对头。我们无产阶级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奋斗，才能彻底解放。”

第三，在教育过程中，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鄂豫皖苏区在实施干部教育过程中，既重视做好干部的教育工作，也注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鄂豫皖苏区之所以在干部教育方面取得较大成功，就在于使干部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制定了《临时土地政纲》和《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并起草了贯彻《细则》的计划。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热情，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红军，对商南起义、六霍起义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四，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教育干部。

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干部树立了榜样：在部队最困难的时期，吴焕先母亲讨饭到军部驻地，但仅见了儿子一面，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过了些天，他的妻子听说部队断粮了，背着自己从外县讨来的几十斤米和十几个鸡蛋，给部队送来了，吴焕先把米和鸡蛋都给了伤病员。妻子走后没几天，就饿死了，他和母亲也再也没有见过面。吴焕先英勇牺牲在长征途中后，由于他在红二十五军享有崇高的威望，为了稳定部队的情绪，他牺牲的消息只传达到营以上干部。几天不见吴政委，战士们都纷纷问：“吴政委呢？”正是由于吴焕先身体力行，使红二十五军保持着良好的战斗作风和亲密的团结，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在接见程子华和徐海东时，表彰了红二十五军的远征功绩，说是为革命立下了大功。

第五，干部教育的领导者本身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

1931年，成仿吾达到鄂豫皖苏区后，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兼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他曾经从德语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并在法、德深入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的《赤光》杂志在留学生中影响甚大，并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他是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一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起草了《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决议案号召立即在红军、赤卫军、贫农团等工农群众中开展识字运动，同时决定普遍发展乡学、工余学校、列宁模范学校等，使学校成为教育工农子弟和培养苏维埃干部的场所。

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书记王步文曾从事学生运动，担任过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并创办过《黎明》周报、《安徽学生》周刊和《洪流》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留学日本期间，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常委、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委员，回国后曾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农运工作，期间，还负责主编党报《血花》和编撰《社会运动辞典》，并曾经在上海党中央高干训练班担任教导工作。牺牲后，他的战友撰写了一幅挽联：“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方英，曾经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此前积极参与筹办寿县中山学校，成立乡村小学教员联合会，并积极募资资助平民教育。在以“第三国际”东方特派员身份回国后，1929年秋、1931年2月，两次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安徽视察和指导工作，成功领导了两次武装起义。1931年4月，担任皖西北特委书记，为皖西北根据地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并成立党报委员会，创办了《火花》、《红旗》两种机关报，还编印了大量对白区宣传品。创建皖西苏区的杰出领导者周狷之在国共合作期间，曾经参与着手筹建六安县国民党党部，并到农村中班“大寺庵农民夜校”，教育农民学习文化知识。

1931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于黄安成立，校长曾中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生，曾经受到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以及张太雷等人的教导，还常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的毛泽东讲课，并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武汉革命政府，曾中生为委员，并任《武汉民报》的主笔，1927年9月，受党的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次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党中央工作。1930年11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鄂豫皖苏区的，第二年2月上旬，担任新组成的鄂豫皖特委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1930年春，中共皖西特委六安中心县委在闻家店开办了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均有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直接领导，并亲自授课。舒传贤是皖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曾长期参加学生运动，担任过安徽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并曾留学日本，期间曾经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更加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理论水平较高。

显然，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的经验和启示，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能如此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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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Cadre 

Education in Hubei-Henan-Anhui Soviet Area

Xie Wenxiong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ime in Hubei-Henan-Anhui Soviet Area, There were many difficulties in cadres from the party,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institutions, such as cadres famine, mid-level cadres cultural level not high and their political quality uneven. But the Soviet Regime and CCP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adre education. With the help of education experts, the party and the regime, closely around the central task, had taken many ways to eliminate cadres of backward ideas, improve their political quality and cultural level, in order to rebuilding their world outlook. Through unremitting efforts, the soviet regime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the pure cadres and set up a complete new system of cadre education, for the Soviet revolutionary struggle, base construction has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qualified personnel, it made possible the Red Army and the Soviet Regime in an impregnable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in Hubei-Henan-Anhui Soviet Area, and for other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provided the reference about the party's cadre education.

Key words：Hubei-Henan-Anhui Soviet Area;cadre education;political quality;cultural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