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不确定性高企 中国经济稳增长压力只增不减

　　中金网07月05日讯，据路透报道分析指出，中国要实现稳增长的既定目标，扩投资仍是首选。但在政府债务率并不低的现实背景下，扩投资的资金从何而来？目标是民间投资和保险资金。

　　只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和地方政府面临换届的大环境下，对以逐利为目的的民间投资和以安全性为首要前提的险资，能否成为充实中国政府扩投资“弹药库”的有力后备军，显然有太多不确定性，也预示着下半年中国经济稳增长压力只增不减。

　　“民间投资回落的原因很多，除了制度因素外，大的经济环境不佳，传统行业普遍过剩，能吸引民间投资进入的领域并不多，而且民间投资也不像一些政府投资花财政的钱不心疼，都是花自己的钱当然要看准，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去做冤大头。”全国人大一部门的位官员称。

　　数据显示，中国前五个月民间投资增幅降到3.9%，比1-4月回落了1.3个百分点。

　　针对民间投资回落的现状，中国国务院在5月下旬专门派出督查组对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开展全国督查，发现部分法规政策不配套、不协调、落实不到位；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和政府服务等方面难以享受与国企同等待遇；融资难融资贵、缴费负担重；一些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少数地方政府失信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为此，国务院周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紧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放开民用机场、基础电信运营、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准入，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去除各类显性或隐性门槛，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出台有效举措，促进公平竞争。

　　保监会也在周末宣布放宽保险资金投资范围，增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可行投资模式，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文件昭示中国正努力吸引民间资金和保险资金成为扩投资的主力。

　　短药难解长痛

　　尽管此次出台的督查落实民间投资的具体任务都分解到相关职能部门，且规定了具体的督查落实时间表，但在现行机制下，此类政策落实更像是应付上级交办任务，对营造实体经济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有多大改善期望不宜过高。

　　通知要求督促金融机构要切实做到“三个不低于”，即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对此一位银行业的人士坦称，商业银行放贷时有很多考核指标，如是否具备还款能力，有没有担保抵押等等，银行更多要从资金的安全性考虑。“市场运作化是从商业利益考虑，而不是把其当成一项政治任务。”该位人士称。

　　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就撰文称，从2011年以来，民间投资持续下滑，但是国有部门和政府的投资相对比较稳健，并在今年前几个月大幅度反弹。

　　他认为，目前对民间投资持续下滑的原因的争论不断，但是大部分观点是从制度层面寻找原因，当然制度层面的制约肯定存在，但是事实上10年前对民营企业的制度约束已经存在，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制度层面的制约是在逐步下降的。

　　“我认为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不足以解释最近几年民间投资持续下滑。我的观点是，这几年民间投资增长率持续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行业扩张的挤压的影响。”彭文生称。

　　很显然，在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外贸更多受制于外部环境制约弱态难改，内需也相对稳定，也注定了投资仍是中国下半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其中PPP更是近两年政府力推，吸引各种资金介入的重要方式。

　　保监会在此次修改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办法的答记者问中就提到，支持经济稳增长。推动保险资金更加积极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放宽保险资金可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行业范围，增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可行投资模式，进一步分散保险资金投资风险。

　　政府换届影响经济

　　尽管中国一季度录得GDP增长6.7%，但从最新公布PMI先行指标看，6月官方制造业PMI回落至50，从业人数齐降昭显就业压力陡增。在中国强调不采取强刺激的表态下，其它涉及产业等各方面的政策出台频率仍是相当密集。

　　“一方面政府强调减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另一方面又不断出台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和地方规划，政策出的多了也就疲了，下面人更无所适从了。”前述不具名的官员称。

　　他进一步指出，虽然数据看起来不错，但实际情况并不像数据那么亮眼。新产业没有起来，传统的面临淘汰。地方政府也因为面临换届，工作积极性也不是很高，抓经济的干劲大不如前，加之强力反腐的同时并没有建立官场的正向激励机制，人的因素也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6月27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时就强调，地方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力量。

　　这或许也反映出在中国一直强调改革要顶层设计，但在实际推动中政策能否落地更取决于地方的执行力。在中国市场经济监管框架还不完善，政府与市场边界尚不清晰时，换届年这样一种特殊时期，也难免成为经济陷入疲态的原因之一。

　　“今年是省级以下官员换届，换届年对地方经济肯定有影响，本身就是过渡期，长远的政策也要留到换届后。”发改委一位不具名的官员称。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9月王儒林由吉林调任山西算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12个省份的省级党委书记出现人事变动，包括山西、吉林、云南、天津、辽宁、安徽、贵州、河北、河南、陕西、青海、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