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汇率预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及政策前瞻

　　良好的经济复苏数据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预期？欧美国家盛行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带来的政府不干预模式是否已走向终结？中国维持了30年的高增长模式是否有可持续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上述问题都可通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折射出来，引发我们去思考。 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几轮贬值，2016年10月10日以来的新一轮贬值势头更加凶猛。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指数变化虽然相对稳定，但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则明显加大，且呈现贬值的势头。人行表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主要目标在于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是，从中国进出口贸易、对外债务和债权的计价和结算货币，以及个人因私出境的主要货币使用情况看，美元币种都占相当大的份额。从银行代客收付汇的币种结构看，美元也占70%左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理所当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当前，境内外机构一致看空人民币、看多美元，人行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承受了较大压力。在此情况下，应该反思，人民币贬值的基础在哪？美元升值的基础又在哪？

　　西方经济政策重回凯恩斯主义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日本和德国经济增长遇到瓶颈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爆发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至今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在这段时间中，技术创新带动了一轮经济增长的长周期。而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导向也从20纪30年代到60年代以刺激投资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逐渐转向70年代至次贷危机前后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的新自由主义。从图1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增长率已开始逐年下降，从20世纪年平均4%〜5%到本世纪初3%左右。相对而言，德国GDP增长率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下降，平均增长率从4%降到2%左右。日本也处于相似的情况。政府放任自由会导致经济脱实向虚，阻碍经济持续增长，而实施政府全面干预和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又似乎意味着历史的全面倒退。当前，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政策已经遭到了质疑，人们并没有看到未来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希望。因此，从当前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频发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复苏的数据并不能代表新增长模式的出现。

　　次贷危机后美国采取的刺激投资措施

　　反观美国近20年的财政预算，可以发现在次贷危机之后，面对投资者信心崩溃，美国改变了以往放任经济自由、政府不作为的经济政策，从2010年到2013年，大幅提高财政赤字比例，年度财政支出从2008年的6810亿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14710亿美元，并在2010年到2013年保持高位运行，支出分别为12750亿美元、12490亿美元和10620亿美元（见图2）。而这5年恰恰是美国经济最萧条，财政预算最困难的时期。但为了改变实体经济对经济萧条的预期，美国财政支出逆势而上，大幅增加开支，通过刺激投资改善预期，进而拉动美国经济的增长。实践证明上述财政刺激政策在经济危机中是十分有效的。

　　关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讨论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旋律。最有代表性的来自凯恩斯，他提出人们愿意把资金从流动性强的货币中抽出投资债券和股票等风险性高的资产，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部分投资虽然有很大的风险，不确定性强，但很有可能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人们如果把资金都停留在货币中，不投资于风险性资产，即出现所谓的“流动性陷阱”，证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不乐观，这时候，政府应出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投资。从此次危机后美国运用的政策可以看出，美国在出现流动性陷阱时正在重回凯恩斯主义以刺激经济增长。

　　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获认可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不仅强调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强调政府在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10年中国GDP高速增长，最高峰出现在2007年

　　1999年至今，中国GDP一直高速增长，年均GDP增幅近7%。其中，GDP增长的最高点出现在2007年，达到了14%。而此时中国经常项目差额增长率下滑最严重。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增长率从2005年的92%下降到2009年顺差减少42%（见图3）。而此时，中国政府通过大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提升信心。在政府投资拉动下，中国顺利实现了从出口依赖型国家转向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相较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和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他们经济体量小，很难从出口依赖型转型到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第二大的市场，完全有能力逐步实现这种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政府在赶超经济时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赶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旋律。要越过欧美近20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光靠市场的作用是不够的。政府引导的投资虽比市场运作粗放，但是，更具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的集聚效应，更能形成规模化经济。政府引导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短期内看不到具体的投资效应，但长远来看，有利于民间投资的增长和社会技术水平的进步。

　　其次，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也有一定的优势。相较英美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投融资结构，中国和德国、日本类似，主要是以银行为主导的投融资结构。虽然以市场为主导的投融资体系善于发现不确定的投资机会，投资更加多元，主动性较强，但也存在难以控制的弊端，容易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衍生品化的投资，如美国20世纪增长率的下降就源于实体投资的减少和闲余资产的聚集。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思想的盛行更加剧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资产的膨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开始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从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一系列现象都暗示着金融资产的过度虚拟化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灾难。

　　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投融资体系对待投资更加谨慎，更具备规模效应，但也存在多元化不够、较为被动的特点。因此，如果银行融资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再辅之于民间投资，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找准经济增长点，加大投资力度，就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