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不能过早放缓

　　我国以现有的增速水平，晋级高收入国家还需要几年时间，这样的时间长度是合理的，而如果经济增速再下滑，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文 | 本刊记者 孔志国 李瑜

　　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对于GDP也有了不同的声音，有批评地方政府考核惟GDP论者；有言长痛不如短痛，要放下对GDP的执念，集中调整经济结构转型者；有担忧目前中国的中高经济增速难以为继者；也有悲观的认为“中国难逃中等收入陷阱”者。种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孰对孰错不免让人困惑，带着这种困惑，《英大金融》杂志主编孔志国先生专访了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首席风险官黄志凌先生，面对面畅聊在当前经济形势与任务下，我们应该对经济增速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不能把经济增速妖魔化

　　《英大金融》：有些人认为，对GDP增速目标的盲目追求是导致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只要能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经济增速即使下滑到5%甚至3%都是可以接受的。近几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政府的主动干预下，我国GDP年度增速已经由高峰时的14.2%（2007年）一路下滑至如今的6.5%左右水平。

　　但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在讨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382美元，进入到“中等收入俱乐部”并已停留7年。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可能就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您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黄志凌：我国的经济质量的确需要提升，经济结构的确需要优化，可把这两个问题等同于低速发展，有偏颇的地方。

　　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看，经济过早失速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好事。

　　日本大约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197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940美元（按照相关测算，当年的1940美元大约相当于2010年的10760美元），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家的条件，而正式晋升高收入国家则在1973年前后。在这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其中1955~1960年年均8.5%、1961~1965年年均9.8%、1966~1970年年均11.5%，1971、1972、1973年分别为4.7%、8.4%、8.0%。在整个跨越中等收入的过程中，日本GDP增速呈现两大特征：第一，增速高，尤其相对于我国当前6.5%左右的速度，要高一些；第二，增速未曾大幅降低过，直至1970年（此时已经非常接近跨入高收入阶段）都呈现出高增长态势，最后两三年虽有所降低，但1972、1973年依然高于8%。真正意义上的GDP减速并没有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发生于成功晋升高收入国家后，1974~1980年日本GDP年均增速降至3.4%。

　　韩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它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而后于1990年人均GDP增至5770美元（按照相关测算，当年的5770美元大约相当于2010年的10501美元），也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家的条件，而正式晋升高收入国家则在90年代中期。在这近20年时间里，韩国GDP年均增速达到8.6%（剔除1980年，该年度韩国发生光州事件）。甚至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1998年金融危机除外），直到2003年后增速才出现显著降低。

　　《英大金融》：看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但需要抢速度，还需要抢时间。

　　黄志凌：速度目标是战略目标，速度需求也是战略需求。一国必须用15到20年的时间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就会深陷其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多，“二战”后的案例主要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东南亚各国以及南非、叙利亚等。这些很早就跨过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为什么长期陷入停顿，绝大多数至今还未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就是因为他们在中等收入阶段过早“刹车”。

　　泰国于1988年前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当年GDP增速甚至高达13.29%，但好景不长，1991年便大幅降至8.56%，1996年更是降至5.7%，随后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一蹶不振。

　　巴西在1968~1974年维持了年均11%的高速增长后，1975年前后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随后在1981年GDP出现负增长，此后经济增速再未出现“高光时刻”（只在1985年、1986年短暂出现过7.95%和7.99%的“较好行情”），1981~2000年GDP年均增速仅有2.1%。除了速度较低外，巴西经济还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另一个南美大国阿根廷经济波动性则更大，1970~2002年期间，经济增速高的时候能达到12.67%（1991年），低的时候甚至负增长10.89%（2002年），直到2003年后才走上正轨。增速波动对经济正常运行损害较大，增长无法获得持续性，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

　　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保持一定的平稳的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我国以现有的增速水平，晋级高收入国家还需要几年时间，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国家是合理的，而如果经济增速再下滑，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原因也很简单，跨越最低门槛并不意味着就是高收入国家，把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考虑进来，晋升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不被重新降级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至少应达到20000美元以上，按照前述6.5%速度、汇率与人口规模不变来测算标准，我国大约在2031年之后才能实现。

　　“变富”是必然之选

　　《英大金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仿佛是一个天生正确的命题，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高收入国家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黄志凌：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

　　首先，“变富”是我们傲立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复兴的前提条件。自晚清开始，我们从积贫积弱中走来，历经苦难，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民族复兴。可我们若想傲立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须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目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排名还相对靠后，2016年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排名第69位。

　　此外，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越来越具有“经济分水岭”的意义。大多数国家都能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实现跨越，而当它们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大约四分之三的国家出现经济大幅减速、停滞，甚至至今未能晋升为高收入国家行列，对这些国家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像是一个经济发展泥潭，伴随市场信心的被破坏，悲观预期加重，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更有甚者，还发生了较大的政治波动。如阿根廷自20世纪60年代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长期滞留其中后，引发了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动荡。其他一些拉美、东南亚国家很多都存在类似的情况。为避免这样的“宿命”，我们必须尽早成为高收入国家。保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速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升级、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另外，我国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发展过程中，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稀缺，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安全防务水平亟需提升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

　　认真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世界发展史，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且这个时间还不能太长。

　　底部支撑特点突出

　　《英大金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国经济增速应该保持在怎样的水平？

　　黄志凌：对于中国而言，最终跻身并屹立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增长保持在6.5%~8.5%的通道里并运行足够长的时间。

　　《英大金融》：为什么是6.5%~8.5%，而非更高或者更低？

　　黄志凌：解读数据发现，2012~2016年经济增长运行在6.5%~8.5%的区间已经被统计确认，2017~2020年之间，经济增长不出现无支撑破位下行，滑出6.5%~8.5%运行区间的可能性不大，进入经济衰退或负增长通道的概率几乎为零。

　　《英大金融》：您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黄志凌：除非发生外部战争、内部大规模或长时期社会动乱，中国经济或许低增长，但基本不可能负增长。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底部支撑特点突出，这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表现尤为明显。

　　一方面，大国经济结构本身存在一个底部支撑。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总量变化的历史轨迹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季度波动较大，但年度跌破6.5%的概率较小，结构性支撑是重要的原因。一是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第一产业形成了稳定性支撑。二是中国是国际公认的工业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拥有3大门类、41个大类、700多个小类的工业体系，第二产业稳定性较强。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新的底部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调整，分别经历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两次重大产业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水平提升使得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占比开始稳步上升，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1985年超过第一产业），成为目前经济结构的第一大产业。迈入中高收入台阶的13亿人口消费与服务需求将支撑第三产业继续稳定增长。

　　《英大金融》：经济结构优化了，经济增长的脚步却放缓了不少，这其中有什么门道？

　　黄志凌：GDP增量结构变化的重要贡献因素是工业占比下降，直接拉低经济增速。2012年，工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为40.6%，2015年下降到30.4%，下降10.2个百分点，同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12.3个百分点。至于其他部分，基本稳定，金融业、服务业甚至是正向贡献。

　　但从现在起，经济增长应该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区间。按照目前非工业稳定规律和服务业发展态势，即使工业零增长，也不会出现经济总量萎缩，况且工业增速下行接近“死库容”：工业构成中，行业出现明显分化走势。与日常消费相关的行业，如电力热力及水生产的周期波动较低，持续稳定，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企稳基础逐步夯实，对经济增长形成积极支撑。

　　有效需求撑起“通道”

　　《英大金融》：既然谈经济结构，除了供给，还有需求，从需求的角度，经济增长面临哪些可能的影响因子？

　　黄志凌：我们之所以说经济运行持续保持在6.5%~8.5%区间，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存在可能，在于供给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底部支撑，需求结构的变化则形成了更有力的支持。

　　第一，从国际比较看，危机发源地的美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呈现稳健上行走势，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长虽仍曲折波动，但筑底迹象日渐明显，新兴经济体也基本上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全球经济逐步向好无疑代表着外部需求环境的向好变化。

　　第二，从国内经济转型进展看，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下，提质、增效、升级的“双中高”经济转型方向确立，新旧增长动能不断加速转换，新经济、内需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断增强。

　　第三，从行业数据分析来看，真正意义的过剩行业去产能对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影响不到1个百分点，按照2015年工业占GDP比重的30.4%，去产能10%大致影响GDP增速0.27~0.41个百分点。过剩行业去产能至正常状态（80%利用率），对GDP的影响不会超过0.5个百分点。如果分3~5年实现去产能目标，或内外需求提前复苏，则影响更小。

　　第四，从金融发展状况来看，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持续9年，脱离实体的虚拟金融失控和资产泡沫等危机动能大幅衰减，金融结构——尤其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国民储蓄向国民投资转化的途径与机制更加顺畅、有效。

　　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已连续多个季度运行在6.5%~8.5%的区间，市场驱动经济结构实现主动调整，经济运行态势与宏观经济政策期待，证明这个区间也是实现经济升级目标的“宜居环境”。

（责任编辑：岳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