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仅仅只是蒋介石的文胆？真相大曝光，震惊中外！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与陈布雷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

秋宗鼎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一文中回忆：“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单独约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陈为蒋密谋划策，内容很难为局外人所能知晓。”

陈对蒋的政治黑幕，从来都是守口如瓶，“筹策谟献，胥关大计”。

在许多问题上，陈与蒋虽因所见不同，常对蒋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地服从总裁意旨。故时人评价陈布雷是：“以总裁之忧为忧，以总裁之乐为乐。”陈把一切功劳和光荣都归之于蒋介石，一切劳苦和委屈都由自己承当。

从1927年到1934年，他不愿当官，蒋介石有事才叫他去南京写文章。

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48年，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向来对他尊重，知道他的谨慎、廉洁和自持，他的进言都从善意着眼，蒋也多有采纳。

说到陈布雷被陈立夫胁迫加入CC系一事，更可以看出陈布雷的心机之深。

陈训慈回忆：抗战前三四年，陈立夫一次曾用小车邀约陈布雷郊游。车越开越远，终在一条僻巷的楼房前停下。

陈立夫说，这是“好友的家”。不料一上楼，走进一间较暗的中厅，有香烛供设，陈立夫便说：“布雷先生，领袖依先生为辅弼，我辈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更是敬佩之至。我们党内的热血同志为了拥护领袖，组织了一个小团体，素来景仰先生，今天特邀先生填表参加我们这个团体。”

说着，陈立夫便把表格拿到陈布雷面前，说：“布雷先生很忙，就不要照表格中的项目一一填写了，只要布雷先生签上名，别的项目就照先生的履历表由秘书去填了。”

陈布雷一听，马上虎起脸来说：“立夫，我们党内不能再有小党的，你们就是给我填了表也不能算数，这名我也不能签，并且我还要把这件事报告领袖。”

陈立夫笑笑说：“领袖知道的，先生参加了，领袖不会责怪你的”，并以软硬兼施的口吻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

在这四周无声的孤楼中，在陈立夫等一干人强制下，陈布雷被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勉从才走。迨一回到寓所，他立即恨恨地对陈立夫说：“立夫，这样做不行!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

于是，陈布雷当天即将经过详情报告蒋介石，并连连否认说：“立夫这样逼我的做法，我不承认!那不能算数，那不能算数!”岂知蒋说：“立夫几个人组织团体的事，我知道，你能参加也好。”

陈布雷不改初衷，并大义凛然地申述：“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

据说，蒋表示同意，并批评了二陈的做法。陈训慈回忆，布雷和我们诸弟谈到这件事时，曾说：“这事在一些有关的要人中也有些传开了。”言下不胜恨恨。

的确，陈立夫这种做法，实在是过分了，简直是形同绑架，逼良为娼了。按照陈立夫飞扬跋扈的个性和霸王作风，也是完全做得出这种事的。

陈立夫出于团体利益需要，急于拉陈布雷入伙，手段上未免就有些不够光明正大，这也情有可原，政治家从来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

而且，在陈氏兄弟认为：CC这个组织，在蒋先生那里是挂了号的，也就说是领了“营业执照”的，甚至可以说法定代表人就是蒋介石。

出了问题自有蒋先生罩着，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陈立夫之有这种形同绑票的做法，固然荒唐，但并不奇怪。

问题不在陈立夫，而在陈布雷。第一，以陈布雷的倔强个性，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要挟的人。如果他不肯加入某个组织，他会直言拒绝。

除了蒋介石以外，任何人以蛮力逼迫，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他自然也会作战术上的退却，违心地接受一些既成事实。但陈布雷从来都是标榜以“恕道”对待朋友的。

以陈立夫的胁迫来说，固然是违背了陈布雷“君子群而不党”的信念，但是，陈布雷回到寓所后，已向陈立夫当面表明：“立夫，这样做不行!”事情到此为止，既可以不违背意愿，又可以保全朋友之道，岂不两全!

为什么还要来一个画蛇添足，补上一句：“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难道不报告委员长?就不能“全不算数”吗?

显然，陈布雷这样做是大有深意的，其真正目的就是要到蒋先生面前表白一下心迹：“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

如果按照“抗战前三四年”“我在你左右”这两个已知条件，那么可以推测：当时，陈布雷的身份，大抵是在结束文士生涯之后，进入南昌行营之始，刚刚接受了设计委员会主任的新职。

陈布雷在入幕伊始，就以好朋友垫背，向蒋先生献上一颗忠心，这正是陈布雷的厉害之处，而且，何尝不是陈布雷的“野心”?陈布雷的这一手段，看似很拙，其实却是精明到家了，非陈立夫之流可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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