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不能成为法治进步的契机吗？

雷洋案不能成为法治进步的契机吗？

——驳张雪忠博士

   张雪忠博士的短文——“雷洋案能成为法治进步的契机吗？”，流露了一种虚幻、空想、激进的法治思路及情绪，很有代表性。笔者实难苟同，如鲠在喉，不驳不快。

一、掌权者制定规则只约束他人不约束自己嘛？套用独裁专制模式评论当下，妥当吗？

张文说：专制和独裁国家，统治者也会厉行法制，以法治民，以法治吏，唯独不以法治己。专断权力既制定规则，又常常肆意妄为，无视和践踏规则。中国有似于此，“掌权者制定规则，本来就不是为了约束自己的”，何谈法治？

试问：这样批判固然酣畅淋漓，但是否符合现实？还是过激之语？当下政治，能断然称之“独裁与专制”嘛？——如此追问，有抓人话柄扣帽子、打棍子之嫌。但西方严肃的政治学者，也很少这般轻率地评判“一党制”国家，包括共产党体制，反而承认其有特殊的决策及遴选机制，不能简单视为独裁专制。张文拈出“独裁专制”，实在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用语，而非客观理性、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所谓“掌权者制定规则只约束人不约束己”，当代中国果然如此吗？掌权者是欲从严治党而未能，还是掩人耳目、自欺欺人呢？近年大批高官落马——不只是吏，而应归入掌权者流——作何解释？纵然少数因政治获罪，也是从查办贪腐入手扳倒，依法查处，以向党内和社会交代。较之建国、改革之初的政治斗争，不是在法治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嘛？更何况其余大部分确系贪腐，并不掺杂政治因素呢。

另外，几十年来法治领域的巨大进步，必须一笔抹杀，连“法治”二字都不配提吗？

以上问题，无论作何结论，都是基于个人经验、偏好对时局的判断，并非理性、量化的分析——也无法做此种分析。因此，都难免管窥蠡测、以偏盖全。这就更需要勿意勿必，多闻阙疑，何必取极端结论以耸人听闻？

二、“法治作为一项普遍原则，不能通过个案的例外和特殊处理得以实现”嘛？

试问：古往今来，多少法治进步，不是通过特殊个案，改变了既往做法，确立了新的精神、原则、价值、法律、判例、标准、程序、尺度嘛？

孙志刚案，不是推动了劳教制度的废除嘛？一些屈打成招、冤杀的个案，不是推动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嘛？雷洋案，不是有人在积极推动收容教育制度的废除嘛？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和事实，张博士为何“肆意无视”呢？

三、法治作为原则、制度、价值，应与诸政治条件互为表里、齐头并进呢？还是必待“河清海晏”而后兴？

张文说：法治包含了对政治权力结构的内在要求，至少要“自由竞争的民主政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条件“得到满足”时，法治的实现才有可能。

   似是而非。试问：法治不需要与此等条件互为表里、齐头并进嘛？没有法治进步，何来权力分立与制衡，何以保障新闻自由？法治要坐等这些都改善后才开始嘛？当下政治，其权力分立与制衡，其体制弹性允许的言论自由，没有为推动法治进步提供一些空间嘛？

考诸历史，试问：以张博士的“法治”高标准，英国何时开始，才配称“法治”？是《大宪章》，还是1640年革命，或光荣革命，或美国脱离之后？从何时起，各项条件都“满足了”，“真的法治”才施施然粉墨登场？还是说，法治一直在政治经济进程中，胼手胝足，与诸种条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演化呢？作为现代法治的鼻祖，英国人的经验，值得我们牢记。

   四、张博士的言外意思，你懂的。我坚决反对！

拟诸古人，无非是说：“竖子不足以与有为”，“此皆霸者之业，非王者之政，吾不屑也”。

无非导致两种态度：一是遁世。游戏风尘、大隐于市，待圣王之兴、河清海晏而后出。二是变世。做掀天揭地的事业，下一了百当的功夫。两种态度间，随时可转换。到底是哪一种？你猜。

试问：法治建设，真的有一了百当的功夫吗？还是只能盈科后进，点滴积累？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需因时因势因地制宜？

英国人在法治建设上，是盈科而后进的——他们尊重传统，敬畏现有的制度。通过不断重新阐释传统，不断调适现有制度，很好地适应了新时代、新世界，建立了优良的法治，减少了动荡和牺牲。期间，通过特殊个案，针对某一类经济社会问题，确立新的精神和原则，是一个基本办法。此间蕴含的经验主义、保守主义精神，与中国的政治传统颇有相通之处。司马温公有言，治国如治屋然，不大坏不改作。

很多国家，曾经想在法治上下一了百当的功夫。其中，有舍此则再无出路，不得已而为之的；也有激于空泛、飘渺、抽象的理想，放弃了盈科后进的历史机会的。两者都经历了巨大牺牲，各有成败得失，而后者更令人扼腕慨叹。世人常拿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相对照，其中一些深刻教益，已是老生常谈，不再为人们所珍视，可哀也已——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再罗嗦一句，这种一了百当的思路，是不欣赏个案的积累与推动的，是喜欢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而法治建设的道理，对政治也是一样的。

雷洋案能成为法治进步的契机吗？——我觉得能。至少应该认真地、努力地试一试，不应轻言放弃。您说呢，张博士？

                                   刘行之

                                2016年7月5日